古籍保护应传世与出土并重

    近年来，文化出版界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易中天品三国、阎崇年讲清史、于丹谈论语遭大众疯狂追捧：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课堂座无虚席，书店签售排队蜿蜒成龙。是他们讲得好？那是当然。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社会大众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极度渴求。
实际上，当前的"国学热"肇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当时国内一些高校曾开设国学班，相对有影响的是１９９４年开始历经７年的北大"文史哲综合试验班"，但那时候的"国学"，更多情况下只是一种少数人参与的研究。跨入新世纪后，"国学热"蔓延，先是"蒙学教育"，一些幼儿园和学前班开设了"经典诵读班"，出版社也陆续出版了一批"中华文化经典读本"。

    民间的"经典诵读活动"正方兴未艾，教育界也以高昂的姿态介入。２００５年９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行了开学典礼。北大哲学系"乾元国学教室"国学"老板班"开班、中国国学**正式开张，成为新的话题。与此同时，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也接踵而至：２００５年７月，国家宣布将在海外成立１００所孔子学院;１０月２２日，甲申年重阳炎帝陵祭祖大典在株洲炎陵县炎帝陵举行。
在当前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民众对于中华传统经典读物趋之若鹜的背景下，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应该说选对了时机，顺应了民意。

    古籍一般是指编纂、写印于１９１２年以前历朝的刻本、写本、稿本、拓本等书籍。珍贵古籍又称为善本，主要指具有较高文物价值、资料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籍。古籍材料从甲骨、石头、竹木、绵帛到后来的纸张，其装订形式也从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蝴蝶装、包背装而至后来普遍流行的线装。留存至今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传世，即通过历朝公私收藏，代代相传至今；一是考古发现，即通过考古发掘，使深埋于地下的古代文献重见天日。

    随着新发现的不断增多，对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出版也陆续开展起来。大体上讲，新疆尼雅、楼兰的汉晋简牍文书主要见之于斯坦因、黄文弼的考古报告。汇集吐鲁番、高昌唐代纸文书的《吐鲁番出土文书》９０年代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斯坦因等人发现的材料，大体上可以从王国维《流沙坠简》和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中得知。其他像郭店楚墓竹简、包山楚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墓竹简等经过整理也先后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虽然出土文献的整理出版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已经发现的数量相比仍有很大差距。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土的一些资料直到现在仍未能整理完成或正式出版，近年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湘西龙山里耶秦简、湖北九连墩楚简，又都是新出土的大量文献，保护、整理与研究和出版的任务十分艰巨。加之目前整理和研究的条件还比较差，保护条件低下，整理人员缺乏，资金不能到位，出版周期过慢，特别是队伍青黄不接，学术带头人匮乏，都严重制约了出土文献对文化遗产的贡献。建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以及国家文物局加强对考古发现的古代官府文书档案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从人力组织上和经费资助上加大力度，加快整理速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争取早日出版。